梁祝文化


返回首页	梁祝传说	梁祝史考	最新动态	梁祝图片	梁祝艺术

梁祝中原说之四

　　四
　　有意思的是：上述五大情节恰恰是流行在河南民间的各种口头文艺作品的基本情节。据不完全统计，河南29个文艺品类中，以“梁祝”为题材的节目当在500部 (出、篇、首)以上。而诸如星宿下凡、轮回历劫、状元及第、皇帝赐婚、大闹地府、阎王判案、还魂团聚、美妾娇妻、山伯挂帅、英台出征、幼主登基、显圣破贼等内容，除在个别节目的个别唱句上有那么—点点影子外，却全无明显痕迹。同时由各类(舞台、广场、地摊)表演所显示出的主人公的身份，多数并非名门望族，不仅梁山伯是半耕半读的一介寒儒，且祝氏也非富豪 (连英台的舅父都是卖豆腐的)，只有马文才方是拥有万贯家私的纨绔子弟。我想，河南民间传说中的梁、祝、马三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差别)，对于故事的矛盾，人物的冲突及事件的发展，是否更合情理些呢?
　　由此，当梁山伯出现在河南民间戏曲和秧歌、花鼓、社火的表演中时，便因其过度的憨厚老成而采用了“丑扮”，不像其他剧种大多为着装与英台无差别的(同为小生行)一个模样的“俊扮”公子。而此种“丑扮”，却与河南戏《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卷席筒》中的张仓，《阎家滩》中的王二，《推磨》中的李宏信和《撕蛤蟆》中的王二楞等属同—类型，或过分机智(若愚)，或过分诚实(坦荡)，或过分善良(淳厚)，或过分质朴(无邪)，由是而完成了一种“丑而不丑’的新的审美追求。我认为，河南“梁祝”的这种处理，这种陈述，这种铺排，显然更接近于故事的原型。在汝南县马乡镇，英台和山伯的家距离其上学的地点(红罗山，至今仍是学校)均为18里，因此才有了‘十八相送’的情节；又均须途经“曹桥”(不是草桥)，因此才有了“曹桥结拜”的情节；英台被逼下嫁马文才，前往马庄又必经山伯坟茔，因此才能有 “扑墓化蝶”事件的发生。其人物、地点的设置是如此巧合，恐非偶然。30年代时著名学者钱南扬、顾颉刚、冯沅君、黄朴等曾先后指出：“‘梁祝’故事应发生在地点相对集中的地理环境中，方圆不过百里，人物不过二三，仅此而已。”窃以为此一论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封建社会里(并且还是兵荒马乱的东晋)，穷书生山伯，特别是身为女孩子的英台，似乎没有必要也无此可能到百里(乃至数百里)之外去求学；至于山伯出任“鄞令’之说，更是矛盾百出；而把英台的婚典放在山伯任鄞令三年之后亦与情理不合；马文才(当地的一个土财主)竟敢强夺已受皇帝敕封的地方父母官之所爱则更属荒唐无稽。此上属种种，总觉得没有河南民间那种无巨富、无摺升、无阴司、无登科的平民化“梁祝”爱情故事更纯正，更真实，更富有人情味，也更加接近其原始面貌。这是笔者认定其首出中原的主要依据。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发现，而早在60年前就有冯沅君、容肇祖等学者对梁祝故事的产生应“是以河南为中心，渐次向风物圈周围扩张”的判断。
　　除此，还有如下几点考辨：
　　姓氏。《姓氏考略》云：梁姓 “望出安定、天水、河南”。《魏书·官氏志》载：南北朝时，后魏鲜卑族拔列兰氏迁居中原后始改为梁姓。而梁姓本为中国大姓，考其起源，主要有三支，三支的地望却均在北方。直到晋永嘉之乱时，梁芳才以族“随晋南渡，大衍于钱塘、合埔” (见广东中坜镇《梁氏族谱》)。五代时梁姓进入四川、江西，宋代梁氏方在广东、浙江、福建发展为大族。因此台湾桃园县中坜镇的《梁氏族谱》中也记载“晋室离乱，芳以族随晋南渡，大衍于钱塘、合埔间”。可见“梁姓”故事的原型是不大可能于此年代里产生在江浙的。又祝姓，姓源也有三，其中两支起自河南，另一支则望出太原。“史祝之官……世袭，其后有祝姓。” “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其后有祝氏。”(见《认祖归宗——中国百姓寻根》)显然祝姓也非吴越之子民了。这就无怪乎宜兴善权、上虞祝庄等地的祝姓居民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先祖均为“晋以后移民，原籍河南’等；也无怪乎会稽白牧的梁姓族谱记载其“先祖世居汴梁，北宋始南迁于浙”。大抵“永嘉之乱”和北宋“靖康之耻”，两次“中原板荡”造成河南人口的大规模南徙，才把这—故事“大衍于钱塘”一带，并逐步在传播中加以附会，应是可能的。
　　当然，由于“梁祝”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历史人物，其达到家喻产晓的地步除文人笔记外，主要靠的还是口头文学和民间文艺演唱作品的力量。因此在研究此一故事的方方面面时，就主要不能也无法依靠“史载”，而应从民俗事象、风物传说中切入，结合各类口碑资料、遗址遗迹，由表及里地来剖析其主流与枝干的脉络。
　　在“梁祝”故事的五大贯串情节中，“十八相送”的文学性最强，也最美。不管是“走—山”或“走一洼”，其带有民歌风味的唱词，均能给人以真善美的至高享受。根据百余部(出、篇、首)作品的统计，仅十八里相送这—个场(节)，其所提到的各种风物、景物、器物、植物、动物和人物，即达70余种(处、类)。如勾担、辘轳、绣鞋、烙馍、船、灯、桶、柴、柜、床；如庙堂、亭子、村庄、田基、山、河、坡、崖、屯、岗、洼、岭、沟、塘、林、壕、井、桥、坟；如庄稼、高梁(秫秫)、芝麻、棉花、小豆、荞麦、麻、桃、石榴、西瓜 (打瓜)、莲藕、樱桃、葱、蒜、槐、柳、竹竿、青草、鲜花、牡丹、芍药、玫瑰、蒺藜、荠荠菜、龙爪花、榛草棵、苇子棵(蓬子棵)；如凤凰、麒麟、鸳鸯、白鹤、知了、斑鸠、喜鹊、蜜蜂、狗、鱼、鹅等；人物则有木匠、樵夫、渔翁。不过近半数的景物描写只在个别作品中偶然地出现一下，一些南方和北方的习惯性用词称谓，如田基、崖、屯、岭、壕、塘、龙爪花、榛草棵等仅见一次，出现最多的则为勾坦、辘轳、绣鞋、烙馍、桶、箱、床、柜、庙堂、村庄、河、坡、岗、洼、沟、井、桥、坟、庄稼、高梁(秫秫)、芝麻、棉花、石榴、西瓜(打瓜)、桃、槐、竹竿、牡丹、狗、鹅等30个品种。这些风物咏唱几乎占了全部作品的80％。而它们完全是地道的中原景观，中原地产。
　　作为美妙传说的神韵所在，也即“梁祝”精彩结尾的“化蝶”，从现有资料看，大约是在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加上去的。之后才有诸如《两蝶诗》、《金蝴蝶传》、《大双蝴蝶》、《双蝶缘》等“梁祝”戏、曲、歌、诗等作品问世。到底是“裙化蝶”或“魂化蝶”，本无关重要。但能化为美丽的蝴蝶自由翱翔，总是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幸福婚姻的一种美好愿望，不屈从于旧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形式。不过两种化蝶方法却都源出东晋新蔡人干宝《搜神记》。在这本书里，关于“裙化蝶”他有如下记述：“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太平寰宇记》校补作“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蝶”。关于“魂化蝶”则有如下记述：万辉夫“义熙(405——418年)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欲杖下，悉变成蝴蝶”。(按，新蔡恰在汝南马乡正东，干宝的家乡距离梁祝墓茔不过百里)因此钱南扬先生曾断言：梁祝化蝶是由韩凭妻化蝶衍变而成。韩凭的家在河南开封，而“化蝶’异闻之流入江浙，即按最早的《春渚纪闻》所载“宜兴潘氏女……其终之日，室中蝶散满”的故事，也已经是北宋年间的事了。
　　关于蝴蝶的颜色，吴中民俗认为黄蝴蝶是梁山伯所化，黑蝴蝶是祝英台所化。而河南的戏曲、曲艺、民歌则大多认为祝英台是花蝴蝶，马文才方是黑蝴蝶；惟独马乡镇群众以英台为白蝴蝶(圣洁之意)，以山伯为黄蝴蝶，而以马文才为花蝴蝶(花花公子之意)。
　　至此，我想“梁祝故事中原说”的眉目和轮廓已经比较清楚了，不管是东南方向的宜兴、宁波，还是西北方向的甘肃清水，以及东北方向的嘉祥、曲阜，这个风物圈的中心都显然是河南。
　　“杭州”是东晋以后200余年的隋代开皇年间才有的建置，“宜兴”是隋以后又300余年为避宋太宗讳方定名的地方。至于宁波有梁祝墓，以及“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封‘义妇冢’”等情节，既然生于清乾隆年间的焦循尚谓“此说不知所本”(见《剧说》)，时至今日的我们当然就更不清楚其出处了。

建议使用IE5.0或以上版本800X600浏览

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解放路　电话:0396-2986934